谱分析|年轻人为何想生不敢生?透过支流看源头……

2018年7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一路下降到8.8%，上一次出现这么低的居民消费数据还是在15年前的通货紧缩时期。这意味着近年来居民的收入增加相对有限。同一时间，2018年前7个月，居民个人所得税总额为9225亿元，同比增长20.6%，已经超过2015年的全年水平。这又意味着居民的收入增加幅度较大。两个极难作假的数据，却指向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快速拉大。

社会收入的加速分化，正在让经济社会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脆弱性。若将时钟倒转20年，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和市场经济在城市当中的确立，中国才真正进入了收入结构的改善阶段，收入最低的阶层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改善机会。平均每年2000万新增农民工涌入城市，是他们肩挑背扛出了中国的城市化，才有了城市的繁荣，才有了中产阶级的兴起，才有了经济社会的稳定进步。

但是社会收入结构的改善从2011年出现了转折，外出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21.2%迅速下降到2017年的6.4%，还比不上当年的GDP增速。也正在2011年前后，城市岗位空缺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首次超过了1，到2017年底增加到平均1.22个人竞争1个工作岗位。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愈加乏力，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就业机会大量减少，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逐渐固化。

为了把握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年轻人只能选择向少数几个中心城市流动，只有那里还尚存着收入增加的一线机会。这是近日北京、成都天府新区等地房租暴涨的根源。即便没有抬高住房成本的土地出让制度，即便没有资本对租房市场的先知先觉，少数一线城市的房租上涨也几乎是一件确定性的事件。贫富之间的差距总是在自我强化，房租的上涨也仅仅是个开始。凡是年轻人集中流入的城市，其衣食住行成本都有快速上涨的风险。

那些率先持有资产的富裕阶层、盯着市场打转的资本，以及因成本上升而被迫涨价的产业，看上去正从那些急于跨越阶级的年轻人身上无情“吸血”。但是无关乎道德，每个收入结构分层开始恶化的社会都似乎要经历一段这样的过程：年轻人为了获取更少的社会资源而要付出更大的经济成本。与之对应的，是大多数没有机会使得收入再跨一个台阶的人。正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明显的消费降级倾向。瞄准低端消费市场的拼多多取得了成功，不过是其满足了消费降级的社会需求，这和高大上的企业道德、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因素并没有太多的关联。

消费降级被如实反映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下降上。衣食住行是居民和企业的基本生活支出，随着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消费总额数据的增速是宏观经济当中相对稳定的指标。这个宏观指标的趋势性下降，说明除了居民之外，还有很多的企业也正在节衣缩食、开源节流，为之工作的员工也不得不随之选择消费降级。而另一方面，在2000年左右开始工作的中年人却享受了完整的社会收入上涨阶段，他们大多完成了一定的财富积累，由于税率的累进性而带来了个人所得税数据的一路高歌猛进。

那么，那些完成了收入跃增、阶层上升的人们就真的从此安全了吗？收入分配的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的脆弱性，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保卫财产，和获得财产一样艰难。加上经济周期的下行，“有产阶级”对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空前高涨。所以人们才看到，个人财富达到几千万的人仍然通宵睡在马路上只为了再次买房摇号，名目繁多的理财、基金、信托资金纷纷流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还有动辄数亿的PE、VC投向了仅有几张PPT的空中楼阁项目。

资本在局部的相对过剩乃至泛滥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令人称奇的经济现象。可惜的是，资本涌入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可能创造出“金融难民”。原因之一是资产价格的不稳定。2015年，A股指数在15个交易日内下跌了30%，总市值蒸发26万亿，人均账面财富被抹去了50万。2018年初，A股总市值在10个交易日内再次蒸发了5万亿。随着近年来股票市场的下行、债券市场的违约率抬升，大量基金和信托产品保本艰难，许多基金经理表示压力山大，猝死和跳楼的概率远大于社会平均水准。

至于风险资本涌入的所谓高新技术和新经济领域，许多人套取民间资本和套取政府补贴一样驾轻就熟。就连一枝独秀的房地产领域，也正因为木秀于林而风必催之，凭什么只有房产价值还没下跌？事实上，假如房地产大跌，这不仅会创造数以千万记的金融难民，中国经济也会跟着伤筋动骨。

另外一拨“金融难民”来自于投资理财陷阱。积累了一些财富的人总希望财富能够保值增值，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个需求本身却成了投机者眼中的肥肉。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网络金融项目、数字货币项目，专为有钱人设计的陷阱多的防不胜防，许多人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金融难民”。收入差距越大，资本就越贪婪，局部市场的资本越过剩，金融骗局也就越多。

这三种现象（房租暴涨、消费降级与“金融难民”）直戳当下社会的三个痛处：穷人在主流经济进步当中逐渐边缘化，富人面临着资产消弭的巨大不确定性，夹心层则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三条支流相互交织，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乏力和金融乱象的增多，进而引发很多社会性问题。

缓释贫富差距的恶化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最好的思路依然是帕累托改进的方法，即最大限度地增加低收入群体经济增长的机会，同时避免劫富济贫的过度发生。正如1990年代中期做的那样，使所有人的收入都有提高，但穷人收入提高地更快。而现在，中国经济本身正在经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阵痛，依靠收入提高的快慢差来拉近贫富差距变得更加艰难。

以下几点是迫切需要的。对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大幅减税，税制体系本身则需要尽快从流转税转向直接税，以便在微观企业层面增加经济活力。还要完善加固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网，重新拾起服务型政府转型的理念，尽可能地保证收入下降的群体能够支出软着陆。稳定经济、尤其是金融部门的政策预期也尤为重要，朝令夕改或者一刀切式的政策必然带来资本的大进大出，没有长期预期的资本也必然投资盲目。（张林）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62，略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7，更是远远落后于全球平均的总和生育率2.43。中国的生育率不仅低于维持代际人口均衡所需要的2.1，而且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了。低生育率使得中国老龄化的问题越发显得严重，依靠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日益受到挑战。

，并且正在为此作出努力。2011年，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2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宣布推行了35年的城镇人口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终结，全面二孩时代正式来临。

但是全面二孩政策似乎并没有达到其理想的效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而国家卫计委对此的估计却是，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预计新生儿在2023万至2195万之间，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广州也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并不足以实现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

，“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要让人们敢生愿生二孩”。而事实上，人们似乎并没有那么愿意生育二孩。根据恒大研究院今年所发起的一自12万人次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意愿生育水平仅为1.73，80后、90后作为生育主力，房价过高是“想生而不敢生”的关键原因之一, 有网友甚至指出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无独有偶，美国似乎也面临着类似的现象，虽然美国没有对生孩的数量有政策上的限制，但美国的房地产平台Zillow的报告指出，美国的房价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极强的负相关关系。

这是真的着急啊！

那么高房价是否会挤出人们的生育意愿呢？一边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引导，一边是房价涨幅过快的现实，人们究竟想不想生育二孩，敢不敢生育二孩呢？高房价是否削弱了中国大力推行的全面二孩政策呢？

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二孩政策的放宽会使得人们更想生二孩，但是高房价却让人们不敢生二孩。具体而言，我们将2013年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单独二孩政策的转变作为切入点，并且把用房价收入比和住房支出收入的比例作为衡量高房价的指标，分析那些有计划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是否有意愿生育二孩。结果发现，那些符合单独二孩生育资格的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显著高于不符合资格的家庭来的，说明二孩政策的放开的确提高生育的意愿；在符合单独二孩生育资格的家庭中，那些面临高房价的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又显著小于面临低房价的家庭，即高房价挤出生育二孩的意愿。

为什么高房价会挤出人们的生育意愿呢？我们分别从三个角度去解释。首先，高房价使居住成本高企，从而削弱生育和抚养小孩的经济能力。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计算，养二胎的花费在68万至230.5万之间，如果已经面临着较高的住房负担，抚养第二个小孩会增加家庭的财务压力，无疑是雪上加霜，高房价也就会降低生育意愿。大城市的抚养成本更高的情况下，高房价对生育意愿的负面作用更加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在北上广深生活的夫妻们，所受到的挤出效应更明显。

高房价毁掉了最有活力的年轻人的梦

其次，当夫妻已经面临着很高的住房负担，本来就要为在这个城市有立足之地而好好工作奋斗，而第二个小孩的出生会分散他们的工作时间和精力，从而会对个人发展造成影响，买得起房子可能就养不了孩子，所以面临高房价的夫妻会降低他们的生育二孩的意愿，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更容易被高房价挤出生育意愿，这是因为他们为生育二孩所要放弃的时间成本更高。

第三，高房价不仅意味着住房的不可负担性，还有住房的财富效应。对于有房者，房价的上涨带来的财富的增长，使得他们在做生育决策的时候，并不会因为高房价而降低生育意愿；而对于无房者，高房价使得他们买不起房，而二孩的诞生又进一步增加了买房的必要性，会更他们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因此高房价下会对二孩的生育持更加消极的态度。

今年6月以来，湖北，山西，辽宁，新疆等地通过提高分娩补贴，增加妇幼机构供给，保障女性劳动权益等为全面二孩政策“加油助威”，鉴于高房价对于生育意愿的显著影响，我们建议，政府应制定合理的住房政策，将房价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也要调节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要通过价格补贴、税收减免或住房保障等形式来鼓励生二孩，包括针对二孩家庭购买第一套房子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对租房提供一定的住房补贴等。

高房价在微观上挤出了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在宏观上削弱了国家的二孩政策。希望国家呼吁“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的同时，也能对症下药，从住房的角度鼓励生育，让“房子，不再是天然的避孕药”。（周颖刚 彭鹭 蒙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