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制：宜巧
2010年的4月，柳絮如雪花飞扬的京城，晨起的人们突然发现，几乎所有的公交车候车亭都被一则清新的广告占领了：“爱网络，爱自由，爱晚起，爱夜间大排档，爱赛车，也爱29块的T-SHIRT，我不是什么旗手，不是谁的代言，我是韩寒，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和你一样，我是凡客。”韩寒是“80后”青年文学偶像，而凡客是一个陌生的服装电商品牌，它的创办人陈年无疑是今年最炙手可热的新晋互联网明星。
1969年出生的陈年在2002年就进入了互联网，当时是图书销售网站 卓越网的总编辑。2004年9月，卓越网被卖给了亚马逊，，那是一段不成功的经历。2007年，一种在网上卖衬衫的B2C模式突然走红，陈年迅速拷贝，创办凡客诚品。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四轮融资，总计超过4000万美元，有至少6家风险投资机构参与。凡客可以说是第一家硅谷式的、被风投用钱“烧”出来的知名互联网公司。
凡客是典型的网络直销模式，陈年从最轻快的男士T恤和帆布鞋切入，从工厂直接采购，然后通过密集的广告轰炸，分别以超低空的29元和59元价格售卖。
陈年还推出了很多在传统业者看来不可思议的营销策略，他宣布全免运费、24小时送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且运费由凡客承担。此外，他还将亚马逊发明的CPS（Cost Per Sales，按销售产品提成）投放模式首次引入国内，让众多网站联盟成员与凡客结成利益共同体——产品的热销也正向激发了分成网站的推广热情。在理论上，陈年分别吃到了“中国制造”和电商崛起的两大红利，他对凡客的定义是：“凡客首先是一家品牌公司，其次是一家资源组织公司，再次是一家服务公司，最后是一家技术公司。”
在2010年，凡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当年度卖出3000万件衬衫，几乎是最大的传统衬衫企业、创建时间超过30年的雅戈尔的5倍多，震惊了整个中国服装业。它的成功具有教科书般的意义，启迪了无数的后来者。一位服装企业老板去凡客参观后，很感慨地说：“我们做生意，算的是销售额、毛利率，凡客算的是获客成本、复购率。我们卖的都是T恤，但玩的是两个游戏。”
2010年年底，陈年完成第五轮融资，公司估值10亿美元，雄心万丈的陈年对《时代周报》的记者说：“我希望将来能把LV收购了。”
凡客在2010年的横空出世，意味着电商的引爆点时刻到来。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这一年的淘宝“光棍节”，张勇实现了9.7亿元的销售额，比上年暴涨了十多倍。
李国庆的当当网在美国上市，市值高达9.35亿美元。
刘强东的京东商城实现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由美国团购网站Groupon酷朋发明的团购模式被引入中国，在饭否网上折翼的王兴于今年3月创办美团网。
温州外贸商人沈亚创办的唯品会，靠着“名牌折扣+限时抢购”的闪购模式，在今年取得近100万单的生意，并获得了风险投资。
出生于1983年、刚刚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拿到MBA文凭的陈欧归国创办了化妆品特卖商城 聚美优品，他将在四年后去纽交所敲钟，成为该所222年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市公司CEO。
与此相对应的是，一度高速发展的国美和苏宁陷入停滞的瓶颈。国美受黄光裕 入狱影响陷入混乱和内斗，苏宁的1342家门店出现史上第一次业绩下滑，张近东的“全国3000店”梦想已无实现的可能。几乎所有的中国服装和家电公司，都进入销售乏力的可怕通道，此消彼长之间，人们看到了新时代的到来。
在2010年，中国企业界发生了一起股权纠纷大博弈，它日后将出现在商学院的课堂上。
今年的5月11日，国美电器在香港召开股东周年大会。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这不过是“例行公事”。但是出现的景象却出乎人们的预想：在董事会提出的12项决议中，居然有5项遭到否决，其中包括委任 贝恩资本合伙人 竺zhú稼jià等三人为执行董事的议案，而投出否决票的，正是身处狱中的大股东 黄光裕及其妻子杜鹃。12个小时之后，国美紧急召开董事会，又宣布将股东大会的决议推翻。至此，国美的权力内斗暴露在公众面前。
事件的脉络大抵是这样的。自2008年年底 黄光裕入狱之后，被国美收购的永乐的创始人 陈晓出任国美董事长。他迅速稳定了局面，并通过缩店精简，实现了利润的逆势增长。在他的主导下，国美于2009年5月引入贝恩资本为战略投资人，后者成为持有9.98%股份的第二大股东，从而改变了这家公司的权力格局。
在陈晓和贝恩看来，被判入狱14年的黄光裕及其家族已经成为国美的“负资产”。他对《中国企业家》的记者说：“这个阶段不用太关注他（黄光裕）怎么想了。只要我们的宗旨是为企业好，只要企业好的事情，所有的股东都应该支持。”在“去黄化”的战略设想下，陈晓决意大力改组董事会。
然而在黄光裕家族看来，这无异于忘恩负义和“无耻的背叛”。自国美收购永乐后，陈晓即被任命为集团总裁，黄光裕在自己的办公室对面为他安排了“完全对称，一样大小，装修一样豪华”的办公室，自己的座车是迈巴赫，为陈晓配的也是同样的车，一左一右停在鹏润大厦门前的专用车位。黄光裕的胞妹 黄燕虹甚至回忆说，黄光裕考虑到陈晓是南方人，可能吃不惯北方的饮食，嘱咐家里的厨师每天做饭的时候多做一份，并给陈晓送到办公室。
此时，陈晓的“去黄化”点燃了黄氏家族的怒火。黄光裕夫妇仍然持有31.6%的国美股份，自然不肯轻易就范。从7月19日起，黄家开始跟国美董事会谈判，希望陈晓等人退出董事会，大股东要把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选为董事。
在这期间，双方各自拉帮结派。陈晓宣布和海尔达成三年总采购金额500亿元的战略合作协议，他还飞赴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国家，进行了长达20天的路演，希望赢得更多国际投资人的支持。而黄光裕夫妇则得到了潮汕帮商人的力挺，他们的支持手段非常“简单粗暴”，就是捧着现金去香港联交所，大量购入奄奄一息的国美股票。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下旬，双方关系彻底破裂。黄光裕在狱中发布声明要求罢免陈晓，理由是“陈晓乘人之危，阴谋窃取国美人共同的历史成果和未来的事业发展平台”。紧接着，国美董事会宣布起诉黄光裕，指控他在一笔涉及24亿港元金额的回购股份行为中，违反公司董事的信托责任。剑拔弩张之间，冲突愈演愈烈。
9月28日，双方把命运交给了全体股东，国美电器在香港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就相关决议公开投票表决。结果，大股东黄光裕提出的撤换董事局主席陈晓的动议未获通过，黄家推荐的替代人选也未能进入董事会。但超半数股东支持黄光裕提出的取消董事会增发授权之动议。股东的心理天平倾向于悲情的黄氏家族。
国美之争落幕于2010年11月10日，国美突然发出公告称，双方已达成和解。黄家代表顺利进入国美董事会。三个月后，陈晓辞职，在一份国美内部材料中有这样的语句：“陈晓先生以私人理由辞去董事会主席一职是一种理智的行为，也是国美股东的共同选择，只可惜走得太晚了……”
国美的控制权之争，引起了企业界广泛的关注，它遭到了多重的解读。有人将之看成是传统家族企业与公众公司治理制度的决斗，也有人视之为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分配分歧，还有人则聚焦于战略投资人应如何扮演权衡的角色。应该肯定的是，这场权力争夺战始终没有超出法治的范畴，这应该感谢香港资本市场的透明和中立立场。
在经历了两年的痛苦调整之后，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低谷，然而，金融危机所形成的海啸效应并没有停止，它从新大陆迅速地向“老欧洲”蔓延。在今年，一个只在历史读本中经常出现的国家——希腊，突然频繁地登上国际媒体的头版头条。
如今的希腊，只是地中海边上一个风光妍丽的小国，以旅游和港口为主要收入，全球萧条彻底摧毁了它的经济体系，青年人的失业率居然超过50%。2009年12月，，其中，穆迪更是直接下调4级，将其定为“垃圾级”。希腊总理只剩下“耍无赖”的本领，他公开表示，完全没有能力偿付欠债，如果得不到援助，希腊即将破产。
2010年5月3日“欧洲大哥”德国内阁紧急批准了224亿欧元的援希计划，一周后，欧盟批准了7500亿欧元的援助希腊计划。
希腊的债务危机只是一个缩影。在欧洲，与它处境相似的国家还包括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葡萄牙。据巴克莱资本的计算，仅美国银行业在这五个国家的风险敞口就达1760亿美元，它们被统称为“欧猪五国”（PIIGS）。
欧洲的衰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名词了。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欧元是一个糟糕的发明，它的取消只是时间问题。而有些国家——譬如海峡彼岸的英国，则开始讨论是否还要留在千疮百孔的欧盟大家庭。
与愁云密布的“老欧洲”相比，中国的经济表现仍然是让人羡慕的。
2010年，中国的GDP增长创下10.6%的峰值，总量达到41.30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读到这里的时候，都会生出一个长长的浩叹。
这是一个令人无限感慨的历史性超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两个东方国家几乎同时开始现代化改造，一个徘徊纠结，一个“脱亚入欧”，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蕞尔小国”战胜老大帝国，。
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仇恨的泪水和鲜血填满了整条日本海峡。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战败，两国貌似又重新回到了相同的起跑线。在1956年，中日的经济总量几乎相同，可是，在后来的二十年里，一个陷入意识形态的争斗，一个全速发展经济，竟然又拉大了距离。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对日本模式的追慕，，才切身体会到“什么是现代化”。自1968年以来，日本坚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宝座长达42年之久。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今年对日本的超越，如同去年汽车产销量对美国的超越，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性现象，在全球媒体界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中国崛起，日本衰落”，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消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它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对美国来说，日本在某些方面是经济对手，，中国却在各方面都是潜在的挑战者”。在这篇报道中，记者也描述了一个微妙的细节，北京的65岁退休公务员 郑茂华对该报记者说：“可能有人对此感到激动，但我不是其中之一。。”
在日本，反应则相对的多元和复杂。著名电视主持人 田原总一郎对日经新闻说：“日本人过年，嘴巴里含着生鱼片也在议论中国经济，中国的每一个举动都牵动着日本人的神经。”经济学者 伊藤隆敏说：“我们一些人很怀念日本遭受抨击的那个时代，我们当时很不满，但被忽略比被抨击还要糟糕。”
东京都知事 石原慎太郎——他是著名的鹰派人物、超级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此刻很是伤感：“考虑到中国不断膨胀的GDP和较大的人口规模，日本自然是会被取代的。日本衰退的其他各种迹象在这种背景下太过突出。”
态度较为乐观的日本人也为数不少，毕竟在人均GDP的意义上，中国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而在大公司的技术竞争力上，日本仍然有显著的先发优势。有学者认为：“GDP犹如一本存折。存款的加减本身并无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国民能否安居乐业。”
2010年5月1日，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有20个国家的元首到场，246个世博展馆，在6个月内，吸引了7308万人入园参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杰弗瑞·沃瑟斯多姆出版了新书《全球化的上海，1850—2010》
，他写道：“很多大国的兴起，都会完成这样两步：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而这次的上海世博会完成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步。同时这也代表着上海的新生与复兴。”
小编：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