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对消费者、社区和社会等应该承担的责任。从2016年起，我国把每年9月5日定为“中华慈善日”，不少企业纷纷在这一时间节点前后举办公益活动或是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彰显企业“良心”。
从企业社会责任部到专业基金会
民企企业成立基金会关注卡车司机
“今天是我这次上路运货的第六天。现在车辆出现了一些方向抖动的故障，我已经预约了我们传化安心驿站的一位站友在下一个站点帮我更换前轮轮胎，我们顺便还要补充一些吃的、喝的，万一路上堵车了能用得到……”耿立志是中国3000万卡车司机中的一员，已经开了十多年卡车。他常年穿梭在西北荒漠的高速公路上来回拉货，有时一开就是30个小时，睡觉时间少，也没有人说话。不过，在路途中，每经过一个传化安心驿站的站点，就有自称“站友”的卡车司机出来帮他排忧解难。
最新数据显示，在线下，传化安心驿站目前在全国的站点数量已经超过250个，覆盖绝大多数交通枢纽省份的县域;与此同时在线上，传化安心驿站的APP已经吸引了超过数万名卡车司机下载，上面的内容从路况信息、线上互助到法律援助等，都是免费的。
操盘这一公益项目的是传化慈善基金会。去年5月，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传化集团捐资2000万元成立了这一家非公募基金会。，传化集团以物流产业起家，自然就注意到卡车司机这一群体，并决定用基金会的方式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2017年12月26日，“传化·安心驿站”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涂猛说：“关注卡车司机是捐赠人传化集团提出来的。我当时和传化的董事长聊天，董事长说我们发现卡车司机这个群体非常不容易，但是没有公益组织去关照他们。可以说在中国，我们是第一个专门用公益产品来服务卡车司机的基金会。”
企业基金会数量呈现稳步增长
作为一名有二十多年从业经历的公益资深人士，涂猛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仅仅满足于在公司内部设立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或是干脆由公关关系部门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是将成立专门的基金会或是慈善信托提上了日程。
他说：“企业社会责任部、公关部都是在公司内部，所以可以被认为是公司商业战略中的一环。而基金会是社会的一分子，因为基金会成立了之后，这个机构在法律上不属于企业，你是一个企业法人，他是一个基金会法人，性质不一样。”
基金会中心网向经济之声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6832家基金会，其中，企业基金会1004家，占总数约14%。在近五年里，企业基金会每年的新增数量都在100家上下，2016年的新增数量更是超过了150家。目前，净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基金会有28家，公众熟知的三峡集团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等都在名单之列。
基金会模式或有利于延伸价值链
涂猛认为，相较过去企业通过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直接给钱”的方式，成立专业基金会使得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更加规范和专业，最重要的是让公益产品的价值链得到延伸，让受益人获得捐助人持续的关注和帮助。
他举例：“比如有企业，每年都捐很大数额的资金资助贫困大学生，结构单一，价值链短，短到钱进了社会上某一家基金会的账面，没几天基金会就拨出去。所以要尽量延伸公益产品的价值链，换言之，要尽可能配置更多的公益资源，在受益人层面上尽可能扩大覆盖的广度和深度。”
业内观点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成立基金会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大势所趋，这能够促进企业和其他主体间的公益资源进行循环。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副主任杨东宁也提醒，基金会运作的专业能力要跟上。“基金会这一运作方式有很多条件。首先，从治理上来说，基金会必须要有足够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做法中和商业利益纠缠在一起所存在的问题;其次，它要有足够的能力，主要指的是基金会基本规范化运行的能力，从而才能保证其更有效地解决企业关心的社会问题。”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是一种公关行为
来自消费者的压力倒逼企业关注CSR
阿里巴巴的“95公益周”、腾讯的“99公益日”等公益活动近日相继落下帷幕。记者注意到，各大企业的活动除了吸引公益专业人士之外，也吸引了不少闻讯而来的普通观众，即消费者。
消费者王娟说，越来越多的周围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其实是在间接地为企业的价值观投票。“比如我平时去买东西，有意识地会看一下商品包装袋上有没有可降解的标志。我和我老公都有这样的观念，如果企业有环保意识，和我们相近，我们肯定会更倾向于买他们家的东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副主任杨东宁认为，来自消费者的压力能够倒逼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他说：“消费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止是增加信息上的了解和理念上的认知，还有助于进一步判断自身道德诉求和企业价值观的一致性，从而影响他们的品牌态度，间接促进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上有更大的提升。”
多数消费者实际上缺少行动力
然而，“用脚投票”的消费者仅限于少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调研发现，由于国内缺少自主的、有影响力的消费者组织和公众教育，大部分消费者虽然认同企业应该履行社会责任，但很少用实际行动去支持。
他举例说：“比如国外有些消费者网络，他们能够在网上集体‘用脚投票’，对一些负责任的企业，用集体的力量购买其产品;对一些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产品，大家会集体进行抵制，这种影响就非常大了。”
CSR的履行和信息披露存在企业和行业差异
一方面是消费者主动性不够，另一方面是企业积极性不高。已连续10年关注A股上市公司CSR报告的第三方机构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向经济之声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A股上市公司在披露期内共有852家企业披露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多年来占比不足三成。其中，自愿披露的更少，只有445家。
对此，杨东宁指出，在这其中，相比较而言，一部分央企和国企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信息披露方面做得比较好，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因为他们率先就开始做系统性工作，从而提高了在这一领域的认知水平和实践做法，同时他们也比较早地和国际规范、全球报告倡议(GRI)等组织接轨，所以水平相当高。”
邓国胜则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信息披露的“困难户”主要集中于中小企业和一些与环境议题密切相关的企业。“需要努力的空间在于一些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相对而言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不容乐观，主动发布CSR报告的就更少了。不同行业之间差别也很大，一些金融、IT领域的企业相对而言，在发布CSR报告方面表现会好一些，而一些化工、医疗医药企业CSR报告的发布相对会弱很多。”
CSR不等于PR，应该去功利化
不过，在不少企业看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做公关(PR)，最终还是为企业创造利润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萌认为，这种理解是相对落后的。他说：“我相信大量企业仍用很功利的眼光去看待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给企业带来的益处远远大于你认为的它是一个直接帮你获利的工具。如果从获利、投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其实是大大限制了它的潜力。”
赵萌进一步指出，CSR应该是去功利化的，内化到企业的价值体系中。CSR和PR的边界在于，PR只关注和企业利益相关的少数方，例如政府、媒体、直接的消费者、一些重要的商业伙伴等，而CSR强调的是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比如一些非营利组织或者社区里的居民，他们不一定能够直接给企业带来利润，但是他们会间受到商业运行的影响。你怎样对待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情况。”
邓国胜也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在于和更广泛的相关利益群体构建更加可持续的关系。“企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最重要的还是要履行社会责任，这才是企业基业常青的根本所在。如果企业只是把社会责任当成一个表面的PR过程，这个企业其实是很难基业常青的，是很难从优秀到卓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