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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商业银行的主要矛盾和改革方向

2022-07-12 1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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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平  来源:中国金融/财经


“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这一论断的提出,标志着国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作为经济主体之一的商业银行,也应当清醒地判断当前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随着经济粗放式增长的结束,商业银行的规模扩张阶段也已经结束,新的历史转折点已然到来。这一时期,商业银行的主要矛盾日益表现为客户不断升级的金融和非金融需求与银行落后的服务和组织能力之间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需要推动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使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通过管理效率、经营水平和有效金融供给的提升,产生新的生产力跃升,真正实现对金融新常态的引领。

商业银行正迎来新旧模式的转折点

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力量,商业银行既服务于实体经济又依托于实体经济,并伴随经济模式的转型而改变。在2003年到2013年的“黄金十年”中,银行借力于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红利,完成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也造就了与经济增长模式相对应的经营方式。

过往经济模式下的银行经营逻辑

纵观过往十年,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改革红利大大激活了压抑已久的市场需求;加入WTO使被低估的要素红利得到极大释放,使“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土地批租和分税制带来的财政积累,使政府有能力通过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不断满足城镇化进程中的居民需求。在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的模式驱动下,以要素驱动型投资和成本竞争型出口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成为主导,并由此决定了整个市场主要的金融需求。

政府和企业部门方面,由于要素投入的边际回报仍处于递增阶段,扩大投资规模成为了提高回报、快速发展的有效方式。政府部门乐于放大债务拉动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刺激全社会需求扩张;而企业的投资支出也迅速增长,杠杆率和资产负债表快速放大。政府和企业的金融需求,多数体现为简单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房地产开发融资和流动资金周转需求。而个人部门方面,居民人均收入逐年增加,但由于长期的投资渠道不畅和理财意识不足,个人投资消费仍然以储蓄和保本理财等单一金融产品为主,而信贷需求则大多集中于住房消费贷款、个人信用贷款和信用卡等业务。

在这种相对单一、需求旺盛的金融环境中,银行处于金融供给的“卖方市场”,借助于利率管制、利差锁定的政策红利,以及业务牌照优势,银行可以稳定地获取超额收益。而客户相对初级的金融需求,通过传统的同质化产品就能够满足。这使得银行经营表现出明显的“需求侧驱动”特征,即多数时间以银行自身为本位,采取“资本投入、规模扩张、销售主导、利润考核”的粗放式经营方式,与中国经济前期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奇特的对应。

过往经济模式下的银行管理逻辑

与发展模式相匹配的是银行粗放的管理模式,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追随策略为主的战略管理,同质化竞争成为商业银行的普遍选择;二是以产品和业务为中心的组织管理,职能式组织架构占据主体地位;三是以规模和结果为导向的绩效管理,短期业绩提升成为判断经营成败的标尺;四是以约束和物质激励为主的人力资源管理,营销和关系型人才受到重视,知识资本被严重低估;五是以传统贷款审批和信用风险管理为主的风险管理,主动经营风险的理念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尚未建立。

商业银行旧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建立在“追求规模”而非“追求卓越”的逻辑上,对数量的关注超过了对质量的关注。尽管多家银行提出诸如“智慧经营”“以客户为中心”的目标,但并未在整个组织体系中得到真正贯彻。一旦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新的经营环境和客户需求出现时,银行原有的发展模式必然面临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经营和管理逻辑也必将重构。

当前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伴随产业经济、金融环境、技术创新的发展,客户不断升级的金融和非金融需求与银行落后的服务和组织能力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矛盾。

商业银行传统模式的终结

当前,支持银行过往发展的各项红利开始逐渐消失,对银行的要素效率提升、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经济红利减弱。整体经济增速趋于放缓,实体经济景气程度降低;持续多年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遭遇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的瓶颈,传统部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二是制度红利消失。在大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完成股改上市之后,基于公司治理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主体动能基本释放完毕。随着民营银行获批速度的加快,商业银行的准入门槛逐渐放开,原有的牌照红利不复存在。三是成本优势不再。存贷利率上限的取消,意味着商业银行过往的低成本负债优势面临瓦解,资金成本上升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固定资产、系统开发等其他成本刚性上升,成本端面临系统性压力。

传统模式的终结,意味着商业银行需要加快自身的“产能出清”。在商业银行原有的需求侧被动经营模式下,来自需求侧的产能过剩、债务过剩必然导致低效资产过剩,这就要求银行加快调整,及时出清。同时,要有效降低成本。在利润增长趋缓的前提下,向成本管理要效益成为必然选择。再者,是效率提升和模式改变。跟随战略和简单模仿将失去空间,商业银行将难以通过更多的制度红利和后发优势带来管理效率上的再提升。

客户金融需求的深刻变化

一是产业经济的变化。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产业链分工面临调整,新的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点尚待形成。建立在过往全球分工和资源禀赋下,以扩张产能为主要动力的投资拉动型、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将逐步被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全生产要素效率提升所带来的新消费拉动型经济模式取代。产业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商业银行的业务导向、金融模式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金融环境的变化。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加速,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的综合性金融市场格局日渐形成。民间金融、产业资本、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跨界竞争正在加剧形成新的金融生态体系,银行一方面需要搭建新的竞合关系,探索新的金融与非金融服务模式,另一方面需要深度介入产业链优化和商业模式创新,寻找与产业发展契合的增长点。三是技术创新的变化。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改变了金融的渠道和工具。“中国制造2025”与信息化融合、国家信息化等发展规划的紧密实施,以工业4.0、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正在深刻改变着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企业商业模式与竞争方式。在新技术的驱动下,客户的商业模式、发展模式、金融需求都将发生持续而深刻的变革。

商业银行面临的核心问题


一是理念和文化滞后。大部分商业银行还对“规模情结”“速度情结”难以割舍,对客户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傲慢,对人力资本、知识产权的重视不足,对技术进步可能导致的社会革命还缺乏清醒的认识,互联网时代的开放、平等、协作的精神还尚未融入。二是战略和管理滞后。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同质化严重,同时对既定战略缺乏定力,对战略执行缺乏科学支撑体系,管理较为粗放,效率不高。三是产品和服务滞后。产品体系落后于市场需求,以产品为导向的内部分割管理严重,对于客户服务的协同效应不足;对于客户的需求研究不够深入,缺乏根据行业特性、企业特点设计专业服务方案的能力。在综合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方面的服务体系建设还略显滞后。四是组织和体制滞后。多数银行仍停留在以前台关系型营销为主导的阶段,缺乏有力的客户引导、业务规划和支持。庞大的资产规模、员工数量和分支机构使得银行组织效率相对低下,对经营活力存在较大的压抑和束缚。五是创新和升级滞后。传统商业银行相对保守的文化氛围,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较低,内部创新动力普遍不足。此外,受传统流程和风险管理限制,产品迭代升级的周期缓慢,与客户需求的升级速度形成了鲜明反差。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过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银行经营模式渐趋式微,新的增长动力和商业模式正在孕育,而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也为银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对于经济转型明确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也为银行变革的理论和实践指明了道路。

推进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

商业银行的供给侧改革,是在国家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改变过往基于需求侧的粗放式经营方式,提升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经营理念和文化的转变、产品和服务模式的专业创新、管理和生产组织机制的变革,增加有效的金融产能供给、提高商业银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最终完成银行的变革发展转型,并为国家十三五发展战略和中国经济转型作出应有的贡献。

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的整体思路

考虑到供给侧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商业银行推进供给侧改革应当以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管理变革为支撑,以组织重塑为保障,激发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和经营活力,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再平衡。

国家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解读,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银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同样需要深刻理解这一内涵,、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的目标,着力提高银行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将行动落实在银行经营的几个重要方向上。

一是大力矫正过往模式下的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围绕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逐步降低“两高一剩”“僵尸企业”这些落后行业和过剩产能对于信贷资源的占用,大力支持产业升级和并购重组;发展债务融资工具和资产证券化,降低融资成本和杠杆率;加大对于新兴产业、居民生活服务、创业群体、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发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向与经济转型方向一致,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流动,助力经济转型,优化资产结构。

二是深度挖掘新形势下的客户需求变化,通过高适配性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提升,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产业融合与技术升级的变革,要求银行把握产业发展大势,加速从注重单一的“存贷汇、类授信”产品和有形服务,向提供适应产业跨界竞争的顾问式、融智式、互联网式的解决方案转变,满足新经济形势下客户的全资产负债管理、财富管理、资本运作、创新孵化、产业链组织和交易管理、行业解决方案咨询与撮合、数据分析、信息技术服务等一系列高层次的金融和非金融需求。在技术层面,银行需要拥抱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变革和商业逻辑革命,全面建设和提升互联网金融和物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在商业模式上,银行应当建立“跳出银行做银行”的思路,建设综合金融、产业协作的服务平台,不断提高专业服务能力,提供具备行业针对性和客户适配性的高级解决方案,深度支持产业链、金融服务链分工与协作,并通过科技支撑以满足客户不断提升的需求层次。

三是不断优化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前线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建设强大的协同能力和支持保障体系,实现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质效提升。银行需要对过往简单基于业务本位的条线或矩阵管理进行优化,、具备灵活机制和协作能力的管理架构,实现对于客户需求和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和协同效应;需要储备具有专业素质和跨界视野的行业金融解决方案人才,优化前中台一体化的营销服务模式,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协调机制、强大专业的规划引领机制、正向引导的考核激励机制和素质过硬的支持保障体系。唯有如此,才能使行业生产关系满足解放生产力的要求,提质增效,充分释放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

四是持续提升商业银行的现代化竞争力,在策略管理、金融工具、创新机制、内控管理、技术运用等方面,,实现银行业本身的产业升级。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是在对内经济转型升级和对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融入全球竞争、实现高水平双向开放、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国际接轨都是应有之义,要适应全球化竞争的要求、支持实体经济在全球产业链再分工中的发展需求、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都需要持续提升银行的现代化竞争力,使金融供给和管理水平具备“走出去”的能力。

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的布局与节奏

推动商业银行的供给侧改革,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形势下,银行经营者所作出的全新探索和尝试。需要在规划中“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全面考虑银行的资源禀赋和内外环境,制定符合自身需求的改革策略;需要在实施中科学决策、系统引导、把握节奏,“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既要从上到下实现思想和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也要激发市场端的供给活力和服务水平,更要通过中后台的管理变革和机制优化,形成集成化、系统化的整体作业模式,为银行供给侧改革的真正落地铺平道路。

从根本上转变经营理念和服务文化

作为银行从业人员,应当深刻学习领会国家十三五规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理解银行供给侧改革对于国家战略和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深入认识经济新常态、适应市场新常态,增加紧迫感和使命感。应当加快实现买方市场下真正“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改变过往以产品、业务为中心,分割服务和管理的理念。建立以客户需求、客户满意和客户忠诚为准则的评价机制,营造“全员为客户服务”的良好氛围。只有真正尊重和理解了客户的真实需求,才能创造出高度适配的金融供给,提高客户黏性和释放有效需求,提升可持续盈利能力,形成商业银行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

激发市场端的供给活力和服务水平

探索尝试通过事业部制改革、分行特色化转型等方式,紧跟产业和区域政策方向,进一步贴近行业和区域经济,建立专业化的行业金融专家队伍,聆听和挖掘客户深层次需求,提供增值服务和专业咨询,设计符合行业特性、企业特点、客户特质的金融解决方案。在边界清晰、激励政策合理的前提下,适度激活事业部、专营机构、分行间的良性竞争,通过科学机制和队伍建设来激发前端的服务热情和创造力。

对于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经过筛选的新兴产业,事业部或专营机构可以在充分运用传统银行产品的基础上,努力实践创新思路,进一步发掘产业链价值和增强客户黏度,发挥供应链金融等业务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优势,沿着交易链条衔接相邻供应链,升级到产业链金融服务,深刻把握产业链交易行为和盈利模式,以金融工具促进产业链盈利能力优化,帮助产业链提高商业价值。

对于定位于区域特色经济服务、打造区域经济发展金融支持平台的分行,可以针对区域性行业特点和居民收入结构、金融需求设计金融解决方案,帮助企业优化产业链和引入交易伙伴,实现对地方型支柱产业链的深度介入和扶持,联合PE产业基金等实现经营性资本介入;帮助个人实现符合区域经济特点、客户生命周期的财富管理、消费金融支持和创业性金融支持。

实现中后台的管理变革和机制优化

推动银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一环,在于改变过往以前线关系型为导向、缺乏规划和主动供给能力的业务模式,这就需要提升中后台的决策效果、规划能力和服务水平,在管理和激励考核方面建立符合银行供给侧改革要求的生产关系,最终建立完善科学高效的决策协调机制、强大专业的规划引领机制、正向引导的考核激励机制和素质过硬的支持保障体系,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在发展方向上,总行应集中精力管理中长期策略,以大的政策导向和考核导向引导经营单位,提高决策协调、规划支持、行业和客户研究、金融产品支持能力,在战略性产品和创新商业模式上对前线予以灵活支持;适度向经营单位下放创新权限,鼓励其在总行业务框架下自主创新,高效应对市场变化;建立经营单位反映市场信息或商业模式的常设渠道,及时了解市场变化动态;在总行和经营单位间建立对于“特殊商机”的反映通道,第一时间反映市场有竞争力的创新产品、最新发现的市场需求和机会,并建立专门通道对其进行特殊讨论和处理。

在考核激励上,商业银行可以尝试学习和借鉴互联网时代的组织规则和人才观念,优化现有的组织形式和激励方式,改变单一的规模考核和结果导向的绩效考核方式,构建以人为本、符合现代商业银行管理规律的人才管理体系,全面提升员工专业素质和企业认同感,通过绩效和人文管理结合,激发从业者的内生动力。


延伸阅读:

十年繁荣之后——银行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原载于2015年第28期《财经》杂志

作者:平安银行行长 邵平


2015年8月,上市公司半年报先后披露,16家商业银行的业绩表现十分低迷,净利润同比仅增长2.4%,而2013年、2014年的净利润增速分别为12.8%和7.7%(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增速,来源于16家上市银行的财报汇总;后文提及到中国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增速,则来源于银监会公布的数据),几为断崖式下跌。让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移到2003-2013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年均复合增速高达49%,可谓是“黄金十年”。然而短短两年时间,中国银行业光环不再。


我们不禁想问,在中国经济总体还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形势下,为什么中国银行业却已感受到阵阵寒意?这是萧瑟之秋,还是肃杀之冬,抑或只是乍暖还寒时节?“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不知道为什么成功,或者相信了错误的成功理由,是非常危险的。由此回首“黄金十年”来时路,探幽发微,厘清商业银行过往发展的理路演进,或许可以照亮未来的行程。


“共生共荣”的三个阶段


1978-2003年,是我国现代银行体系建立与发展的初步阶段。这一时期商业银行总体呈现出“规模快速扩张,亏损不断加大”的特点。1978年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仅为1876.5亿元,2003年达到27.7万亿元,增长了147倍,总资产年均复合增速达20.3%,远超过同期GDP名义增速。但由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与其紧密相连、以不良贷款形式承担了大部分改革成本的银行业,自然难以跳出持续亏损的怪圈。1978年银行业亏损为-16.6亿元,1988年扩大到-679亿元,1998年更扩大至-1026亿元。直到2000年之后,银行业剥离巨额不良资产,经营状况才开始扭亏为盈。


2003-2013年的十年,是中国银行业历史上的辉煌十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从27.7万亿元提升至151.4万亿元,十年增长了4.5倍;利润从322.8亿元增长至1.74万亿元,飙升为十年前的54倍,盈利能力已经跻身国际银行业一流水平。与此同时,商业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从17.9%降至1.0%;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98%提升至12.19%,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都显著改善。按照资本实力排名,我国进入世界前1000的银行从2003年15家增加到2013年的96家,全球前10大银行,中国更是独占四席。不少银行从被国际有关专家认为的“技术破产”,发展成为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投资人广泛认可的对象,可谓是云泥之别。引起此种变化的内在逻辑,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


2003-2007年:银行业同质化大发展时期。这期间,各家商业银行的规模和盈利均实现了快速发展和提升。五大行每年的规模同比增速基本在10%-25%的区间内浮动,最低也超过7%;股份制银行的规模增速更高,绝大多数每年都超过25%,个别股份制银行有些年份甚至高达40%以上;多数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增速也都远超规模增速,行业中几乎不存在发展掉队的银行。然而,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却高度同质化,营业收入来源单一,几乎全部商业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占比都在90%-95%的水平。


2008-2010年:。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极大加速了银行的快速扩张,特别是表内贷款维持超高增速,2009年2季度曾一度达到34.4%的历史高点,2009-2010年的短短两年,银行业新增近30万亿贷款。这其中,房地产相关贷款收益高、风险低,成为银行最为青睐的贷款行业投向:仅2009年投向房地产开发的资金就达到1.14万亿元,而2008年这一数字还仅为0.76万亿元;按揭贷款的增长丝毫不逊色于开发贷款,2009-2010年新增个人购房贷款1.6万亿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在这一时期也急剧膨胀。2008-2009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从4.33万亿元增加到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2010年末的平台贷款规模,尽管没有公开披露,但据机构估计超过14万亿元,规模近乎翻番。


2011-2013年:。201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含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余额为48.65万亿元,相当于表内总资产的36.4%。这期间理财业务和同业业务规模扩张的速度远比4万亿时期表内信贷扩张的速度要高。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从2011年初的3.2万亿元,飙升至2013年末的10.2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达33.6%。16家上市银行的同业资产(含应收款项类投资)从2011年初的7.31万亿元增长至2013年末的13.74万亿元,增幅88.1%,年均复合增速23.4%,高于同期总资产增速9.2个百分点。,这次表外的飞速扩张,支撑点仍在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银行借助表外乃至表表外业务通道给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


十年繁荣的理性反思


产权改革和资产剥离,是商业银行这十年快速发展的原始动力。从2000年开始,政府“刮骨疗伤”,先后3次剥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规模总量超过2.6万亿元,使当时处于“技术破产”边缘的银行业终于甩下沉重包袱,从而为接下来低不良、高增长的浴火重生奠定了基础。另外,2003年开始的股改上市,极大地改变了商业银行的制度基因。通过为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外部约束机制,解决了信息不透明和经营目标异化问题,促使商业银行摆脱行政控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自此,现代公司治理在商业银行内部落地生根,治理结构的优化充分释放了银行业的增长动力。


GDP高速增长的经济周期红利为商业银行十年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2003-2013年正是我国经济发展千载难逢的机遇期,期间中国名义GDP年均增速高达16.8%,实际增速也有10.1%。十年内,中国的GDP总量先后超越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总量增长,为银行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方面,在经济上升周期,信贷需求较为旺盛,商业银行纷纷选择“跟随战术”,将资金投向相关的行业,与之共荣。另一方面,经济上升周期内企业财务状况较好,银行不良资产率下降较为明显。


房地产长期繁荣为商业银行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投资是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2009年4万亿投资时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90%,而房地产投资一直是主要贡献者。在中国独特的“土地财政”发展路径之下,商品房销售额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的5.6%一路上行至2007年的11.2%,5年之间整整翻倍,截至2013年时,占比进一步突破13.8%,房地产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支柱。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不仅是政府和开发商,还有商业银行——政府赚土地出让金,银行赚利差,房地产商赚财务杠杆。从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看,2003-2009年期间,表内贷款占比约为20%-25%;2010年房地产贷款窗口指导后,表内渠道不畅,这一数字区间降至15%-20%,但商业银行不断创新理财、同业业务,通过表外、表表外通道继续给予房地产商和地方融资平台授信。


利率管制、利差锁定的政策环境,是中国银行业能够出现“黄金十年”的政策红利。十年来中国的利率始终受到严格管制,存贷利差稳定在3个百分点左右。在经济景气周期内,银行仅需要按照官方制定的贷款利率发放贷款就能获取不菲的收益。曾几何时,国内多家银行纷纷提出战略转型目标,,做大规模从而做快利润增速的诱惑太大,这促使商业银行的客群向规模大、固定资产投入高、资金吞吐量大的行业和企业集中,商业银行缺乏产品创新和客户拓展的内在动力,经营模式高度依赖利差,反映在利润表上的结果就是净利息收入占比畸高,非利息收入占比过低。2008年之前银行业整体的中收占比基本在16%以下,直到2009年才堪堪突破20%的水平,这与国际先进银行普遍40%以上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高储蓄率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也为商业银行发展提供了结构支撑。高储蓄率是导致银行资产规模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2003-2013年十年内,居民储蓄率水平徘徊在50%左右,长期排名世界前3,而全球储蓄的平均水平仅为19.7%(2005年,IMF统计数据)。巨量的储蓄在国民资产负债表中沉淀下来,并最终转化为了投资。然而,从储蓄向投资的转换过程中,由于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而间接融资的市场主体又过度集中于银行,于是企业和居民投融资需求都向银行信贷集中。持续的超高储蓄率,为银行提供了不竭的庞大负债来源。


旧模式必然终结


经济决定金融。如今,银行业面临的发展环境正处在剧烈而又深刻的变化过程中,过去的“发展红利”已经转变为“发展负债”,粗放激进的传统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一是竞争加剧、风险上升使得“跟随大流”的同质化经营模式难以维系。西方商业银行已经形成了多样化、差异化的银行生态体系,既有像汇丰、花旗等以综合化、国际化为特色的全能银行,也有像富国银行、纽约梅隆银行等以小企业、资产托管为特色的专业银行。与此不同,中国商业银行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的特征,各家银行竞争主要依靠价格战、规模战等“常规武器”来“贴身肉搏”,这是在低压力市场环境下粗放经营的重要表现。在市场增量扩张放缓、客户需求不断升级、存量争夺日益激烈和信用风险愈加严峻的形势下,转型迫在眉睫。


二是产能过剩、产业调整使得以传统行业为主的业务发展模式难以维系。政府平台、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等行业由于具有较强的背书和抵押能力,是商业银行的天然服务对象。过去十年,基于政府的隐性背书,商业银行将大量的信贷资金投向相关领域,如今,由于经济持续下行、产能过剩和政府财税体制改革,这些行业迎来拐点,利润率下滑,现金流压力加大,系统性风险可能随时暴露。在这种风险形势下,以政府融资平台、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为主、风险系数大、资本消耗大的重资产信贷模式必然难以持续。


三是利率放开、金融脱媒使得以存贷利差为主的商业盈利模式难以维系。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步入尾声。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巴西、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市场集中度明显上升,中小银行普遍遭受较大冲击,破产倒闭、重组并购层出不穷。中国也极有可能呈现出同样的趋势,中小银行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更为严峻的,利率市场化完成初期的一段时间内,存款利率会在高位区间运行,叠加存款同业化、理财化以及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储蓄搬家趋势,将进一步提高银行的负债成本。


旧常态下银行发展逻辑与经济金融“新常态”大环境的背离,使得中国商业银行迎来了行业性的分化转折点。2014年,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增速放缓4.1个百分点,自此进入了个位数增长的时代。单年不良贷款增加额度超过了过去三年增加的总和,不良贷款率比2013年末上升0.25个百分点,达到1.25%的高位。2015年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从半年数据来看,五大行的净利润水平目前仅有1%左右,8家股份制银行中4家银行已经滑入2-5%水平以内,上市银行整体增长仅为2.4%,中国银行业正在并将持续接受经济周期的严峻考验。


转型升级的策略思考


中国银行进入三十年未有之变局。站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作为与经济金融形势高度共振的银行业,必须摒弃过去传统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构建起差异化的竞争能力,方能确保可持续发展。


一是牢固树立商业银行的正确信仰,坚持稳健发展。中外商业银行的发展史一再证明,稳健经营是商业银行最核心的逻辑,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浮躁的、盲目的、一哄而上的短期行为,只会最终酿成苦果。长期以来,中国商业银行处于经济上升的景气环境中,没有经历完整的经济周期,因此对盈利目标与风险成本在不同时期相对错位的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近两年商业银行净利润“断崖式下跌”,其实才真正反映出经风险调整后的真实收益。


回顾中国经济,经历过改革开放这短短30多年后,2014年的实际GDP已经是1978年的28倍,蓦然回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GDP年均复合增长并不足10%。中国商业银行业如果能够维持7%左右的增长水平,30年后体量将是今天的八倍,全球1000大银行的排名中中资银行将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稳健发展叠加时间积累的指数效应。然而,“历史给人们的教训就是,人们从不接受历史的教训”,纵观世界金融史,真正能够行稳致远的银行寥若晨星,多数都在金融的大潮中折戟沉沙。商业银行追求百年基业,稳健是经营的基本方式,也是转型升级的基本遵循。有了稳健发展的理性回归,升级才能真正做到蹄疾而步稳、勇毅而笃行。


有效控制风险恰是银行稳健发展的生死线。风险管理的技术、制度、文化是商业银行的基石,商业银行必须要有资本金防御风险,同时要有良好的风险控制工具和手段。随着银行多元化、综合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同业业务占比的提升,资产效益和质量对经济波动和经营环境越来越敏感,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都在不断上升,不同风险之间越来越容易交叉感染。对此,商业银行应当建立起统筹表内、表外和表表外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注重“风险”条线的队伍和技术建设,根据经济和行业形势变化动态调整风险与市场的平衡,适度将风险防线前置;探索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大数据风险监测新手段,对风险在银行各个业务当中的运行机制有更清晰的了解,更准确把握降低风险成本的关键点。


二是真正走向战略管理之路,推动商业银行变革转型。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到以人为本的组织管理,再到目前阶段的战略管理,这是商业逻辑演进和管理发展的大趋势。近年来,随着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向纵深推进,战略管理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银行开始加强对行业发展趋势和经济金融形势的研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战略发展方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股份制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转型成效越来越显著,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在新形势下强化战略管理,已经逐步成为行业共识,商业银行战略管理工作也正在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运作的阶段。


随着新旧常态下银行发展逻辑的切换,商业银行对战略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架构体系和实施举措都应该有全新的认识。战略管理将成为新常态下商业银行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战略管理的内涵应该比过去更丰富、更充实。商业银行应强化战略组织建设,通过持续、动态、闭环的战略管理,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战略合力,保障战略制定的科学性、前瞻性、针对性和战略执行的集中性、连续性、一致性。


三是认清银行业战略趋同大势,依靠精细管理突出重围。自2013年起,银行业进入密集的换届期,各家银行都在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我们发现这些战略基本可以用国际化、集约化、综合金融、互联网金融、小微金融、智慧经营等来概括。在银行业的战略又一次高度趋同的形势下,强化战略执行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便成为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执行比战略确定更加重要。只有全面提升资本、成本、流程、风险、定价、客户、人力等方面的管理水平,转型才能取得成功。


事实正是如此。近些年来,国内商业银行其实都在按照国外的经验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小微业务和中间业务。但即使是聚焦于一项业务,行与行之间的表现迥异,转型效果不尽相同,部分银行发现投入大量资源的所谓战略性业务,在实际中创造的价值远不如预期。转型并非简单的业务发展方式的转变,其背后实质是一场管理的革命。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同业与跨业竞争日趋激烈,在业务发展的背后,管理的价值更加凸显。精细化管理是超越竞争者、超越自我的需要,是强化战略实施和战略管控的需要,也是银行谋求基业长青的必然选择。商业银行应当把精细管理当作战略的一部分,把关键性的执行点、管理流程,都作为战略范畴考虑进去,引入高效的战略管理工具,崇尚工具理性,使组织管理单元精确、高效、协同和持续运行,从而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可以断言,未来十年商业银行将进入管理制胜的时代,管理亦能创造价值。


四是以史为鉴,根据形势变化科学理性选择新的业务方向。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上升时期,许多行业进入了成长的狂欢期,这一阶段,机会是普遍性的。银行的战略选择只需紧跟主流行业、主流客户,就能够共享繁荣,如果不采取跟随战略,为了转型升级而刻意为之,势必掉队。过去十年的同质化竞争,正是彼时理性的不二选择,这是由旧常态下的发展逻辑所决定的。


新常态下,机会是结构性的。中国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依然位于世界前列,中国的商业银行仍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共同迎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国家战略,但是,在国家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我们也同样告别了普遍性的增长机会,期间风险将如影随形。我国这两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虽然,在利率市场化、资金脱媒、互联网金融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银行纷纷向财富(资产)管理、投行业务、金融市场等轻资产的中间业务转型,但是各家商业银行需要更多从自身的资源禀赋、历史传承、风险偏好、文化基因出发,确立各自的业务发展方向和业务策略,商业银行真正意义上的智慧经营时代已经来临。如果再一次选择同质化竞争,不仅将带来更大的风险,还将与这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


回首十年来时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依靠同质化的经营模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下一个十年,在增速换挡、产业转型和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必须不断提升战略能力、创新发展能力,并最终形成差异化的竞争能力。然而,差异化发展是一条漫漫长路,需要一代银行人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不为一时的市场浮躁所动,深刻洞察商业银行的经营和管理的逻辑和内在规律,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方能开启中国商业银行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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