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落实信托公司对机场建设资金兜底的承诺，老大组织了头脑风暴，组织开发融资业务“创新”，很快解决了机场建设的资金问题，信托公司再次在海角声名大噪，也更加坚定了詹市长支持信托公司大发展的信心。关于信托公司通过融资业务创新“圈钱”的事迹，另章详述。
上回说到信托公司计划增资扩股到10亿，为此成立增资工作小组，方案文字起草工作主要由我承担。根据老大的基本构想，增资主要采取两种途径进行：第一是将海角市地方控股的地方国资企业，选择其中经营情况较好的，将其控股股权经过净资产评估后作价出资入股信托公司，第二是市政府以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信托公司。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将地方国资拉进来增资，而不采取更为简单的全部采取划拨土地增资的模式，老大实际上早就有盘算，首先是当时的海角开发热，能够出售的土地大都被政府出售了，政府手中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且在经过疯狂的炒作之后，海角市的土地均价已经从1992年初的不到3000元一亩炒到了均价160多万，向政府要地就等于要钱；其次，地方国企股权作价入股的模式，形式上信托公司将成为地方国资企业的控股股东，可以将这些企业都并表，信托公司不但完成了增资扩股，而且通过将这些所谓的下属国资企业并表，可以大大扩充资产规模。
对于地方国资净资产入股信托公司的方案可能导致的负面作用，老大也有所预料，就是这些地方国资本来分属不同的局委，也有直属市政府的，信托公司增资后，至少在形式上将变成信托公司下属企业，为此可能引发其原先上级主管局委和这些企业本身的反弹。老大对此的设想就是，信托公司的控股仅仅是表面上的，信托公司不参与这些地方国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也不控制其人财物，所有的改变都是形式上的。
国有企业这种股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的情况，在当时的海角就已经有先例，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海角捷运高速海运有限公司的情况，该公司为开发海角的海岛旅游而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其中信托公司出资占比90%，市海运总公司出资占比10%，信托公司的出资2700万元全部到位，但市海运公司因为经营情况欠佳，计划的出资一分钱未到位，因此这家公司的全部资本金都是信托公司出的，就算不论实际出资到位的情况，表面上看，这家公司是信托公司的绝对控股子公司，但实际上信托公司不但管不着这家“子公司”，相反，信托公司还要为这家所谓子公司无偿提供办公场地，捷运高速海运在信托大厦整整占了一整层，从来也没有支付过一分钱的租金，更为离谱的是，这家海运公司的座机电话也全部是信托公司提供的，且电信费都由信托公司承担，也因为电话费不用自己出，这家所谓的子公司的电信费用高得离谱，甚至还曾经发生过一个月打了三十多万电话费的情况，岑主任安排人去中国电信查询，发现海运公司有人经常拨打海外黄色声讯电话。
这家子公司的“老子”信托公司之所以对其行为视而不见，或者说忍气吞声，这个“儿子”之所以这么嚣张，原因就是这公司成立之初就定为正处级单位，与信托公司平级，而更重要的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分管旅游、交通运输、外贸及外商投资的副市长顾副。正是因为这个特殊原因，信托公司对这个名义上的儿子毕恭毕敬，即便是电话费高得离谱，也不敢吭声，直到一个月的花费超过了三十万，发现了他们经常拨打海外黄色声讯电话后，才由老大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顾副市长“汇报”工作，期间“不经意”地问起捷运高速的海外业务是否发展得不错，顾副市长说捷运高速的海上航线都是跑本市海岛风景区的，并没有什么海外业务。老大这才说起捷运高速海外电话费一个月高达几十万的问题，但没有敢说这些电话费的具体项目。顾副市长很惊讶，马上打电话给捷运高速的李总，将他训了一通，从这之后捷运的这帮败家子才有所收敛。
几年后，当这家企业因为长期经营情况不善将资本金都亏完，银行贷款也花完之后，却赖上了信托公司亲爹，说亲爹不能对儿子死活不闻不问，要求“亲爹”必须承担儿子的生活费用，信托公司竟然不得不把这个烂包袱接收下来了。这就是国企的运营之道吧，大河有水小河满。
既然有捷运高速海运公司这个近在眼前的先例，老大认为，只要我们的方案中明确，信托公司增资后仅仅名义上是这些参与增资计划的地方国企的大股东，不参与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也不改变企业原先的隶属关系，就能够取得这些地方国资及其主管部门的支持。
老大将信托公司增资扩股的基本思路向詹市长做了汇报，詹市长认为我们的方案很不错，他让我们放手去做，说我们看中哪家企业就圈定哪家，他在我们给市政府的报告上写上了“信托公司增资是事关海角发展的大事，请国资局牵头，有关部门协助，全力推进”的批示。
老大又专门找了市委汪书记汇报了信托公司的增资方案，书记也表示大力支持，说必要的时候他出面协调下有关部门。出了市委大院，老大非常高兴，说在海角市，为一家公司的事情市委、政府两大班子的大领导都愿意出面大力支持，那是非常罕见的，不成功就实在说不过去。
接下来我们先通过私人关系找了国资局下面的有关科室做好前期工作。这个时候的国资局，并分散在各局委办和直属市政府的几大国有企业手中，国资局实际上大多数情，那时候国资局还是财政局下属的二级局，由财政局的一个副局长劳副兼任着国资局局长。名义上，全市地方国有资产都归国资局管，但实际上，大多数的国资都况下只是一个协调机关，但这个机构要是不给你协调，牵头，很多事关国有资产管理的事情，也是一事难成。正象国资局薛科所称的，国资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机构，不能小看。薛科实际上并非科长，只是他来海角之前确实是个科长，他也是因为海角的开发热潮“盲流”到海角的，虽然他既是律师又是注册会计师，但因为政府机关没有位置，也就只能屈居为一般办事人员了。因为他是老大校友的关系，加上他又是专业人员，与我们很有共同语言，也打心里支持我们的工作。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很快准备好了给国资局的报告及附属资料。
信托公司本是从财政局分拆部分功能和人员组建的，从理论上说，与财政局那是相当滴关系密切，也就与国资局算是一家子，但实际上，正是这种原先是一家然后分家的单位，关系最为尴尬与诡异。1986年信托从财政分家的时候，不但与当时的局长不属于一条线的干部都纷纷活动去了信托公司，且很多财产也分得不清不楚，例如财政局职工住宅大院里头，有部分宿舍分给了信托公司，但分配不是按照整栋分的，而是按照当时居住的人去留划分的，这样就形成了财政局的房产与信托公司的房产犬牙交错、插花分布的局面，分家后大院的安全保卫和宿舍管理（当时还木有“物业管理”这个词）还是财政局负责，双方的人不免小有矛盾和摩擦，住在财政局大院的信托公司的人总有屈居人下之感，后来信托公司自己建起了办公楼和职工住宅大院，原先住在财政局大院的员工都搬走了，财政局要求收回这些宿舍，但信托公司坚决不同意，将公司新来的单身小青年派去坚守阵地，小青年的交际活动多，经常半夜才回宿舍，不免惊动和骚扰邻里，财政局对信托公司的意见就更大了。如此之类的事情总是不时发生，虽然多数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双方的关系却越来越僵了，一度到了老死也不相往来的地步。
这种情况一直到1993年信托公司领导班子调整后才有所变化。武总本来与财政局乃至海角地方官场基本没有人事瓜葛，也就不存在与财政局关系的心结，上任信托公司后没有多久，就在分管财政与金融的邹副市长的陪同下专程前往财政局拜会了财政局劳局长为首的领导班子，两家的关系也算终于有所改善，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家的关系转好也只是面上的。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后，老大亲自带领我和莫总助前往国资局拜见了劳局长，商谈筛选地方国企参加增资的事情。劳在海角之外是个罕见的姓，但在本地却是个常见大姓，劳局的家族在海角也是树大根深。劳局长与老大寒暄了几句，说了一通一定要支持信托公司增资扩股，支持信托公司大发展之类的官话。之后，我将提交给国资局的报告及附属资料递给了劳局长，劳局长貌似认真地翻阅了一遍，然后说你们这个资料不行啊，怎么都没有信托公司的净资产数据。因为这些资料都是我准备的，我脱口而出说到：“净资产的数据有啊，就是所有者权益”。完全没有想到，劳局长听到我这么说，一下字脸色都变了，满脸气愤，盯住我大声朗道：“你说什么？我要的是净资产的数据。你说所有者权益就是净资产？你懂不懂？你小看我水平啊？我告诉你，我是高级会计师”。我差点晕死，没有想到简单的一句解释竟然把局长得罪了，正想着怎么继续解释，刚开了一个头，老大马上打断了我的话接茬道：“对对，劳局你说的对，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回去我们把资料完善一下，再来麻烦你们。”
接下来，老大马上将问题扯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上。老大说，国资企业以净资产折价入股信托公司，那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净资产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技术活，必须交给可靠的机构来做。我看咱们财局下属的评估事务所就非常不错，就交给你们评估吧。劳局长听这个话，马上脸就阴转晴了，满脸堆笑，说他们这评估事务所确实是非常滴专业，有多个高级职称的评估师，负责人廖所长最近就给好几家上市公司的并购案做过评估，全国一流，要说把这个活交给我们，那武总你还真是找对了人。老大哈哈一笑，说咱们国资局的评估事务所的水平，那是早有耳闻，老廖在评估界也算是个牛人，也就是因为这，信托公司增资的评估事务交给你们，我是一百个放心啊。价钱嘛，局长你来开个价，回头咱们就签个正式合同嘛。劳局长也哈哈大笑，说原来咱们就都是一家人，现在武总来了信托公司，咱们财政、国资和信托公司就更是一家人了。价钱嘛，好说好说，你看50万如何啊。老大一口就答应了。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劳局长与我们热烈握手告别。
出了财政局大门，老大说这个老劳真黑，财政局的评估事务所就是财政局的小金库，发奖金评估事务所的功劳大大。我给他们评估的活，就为了换取他们的积极支持，否则没有好处就光靠汪书记和詹市长的支持，那这个事情肯定还是很难推动。不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评估就敢要50万，这个老劳的胃口这么大我还是完全没有想到，差不多就是抢钱啊。我说这个劳局长真是个高级会计师吗，怎么这么水，连所有者权益就是净资产都不懂。老大一听非常生气，说我本来就要批评你的，你竟然还自己顺杆子上树了，真不懂事，难道你不知道官场的规矩就是领导说的话永远都是对的？怎么还要与领导较真。他说我们没有提供净资产的数据，你回去把原来写的所有者权益直接修改为净资产，再把资料给他拿过来不就得了，你竟然还与领导理论争辩，太不成熟了。要像你这么行事，你在官场怎么混。我说咱们信托公司不是官场，是企业。老大更生气了，说看来你不是一般的嫩瓜蛋子，读书读多了，脑袋真是不好使了。我们信托公司哪里是什么企业？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赚钱，我们的经营目标是赚钱吗？你什么时候听说过领导们要求过我们赚钱？领导们表扬我们工作做得好，是因为我们的融资规模大，对地方经济建设的支持力度大。就算我们是企业，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你不按照官场的规则办事，你能办成什么事情？当然，话说回来，老劳为一个概念发那么大的火，也未必就没有其他原因，完全有可能是财政局与信托公司多年过节，他内心很不情愿帮信托公司办事，想找点茬搅黄我们的事情。只不过这小子应当是真的不知道净资产与所有者权益是一回事，找茬也没有找对地方。
老大的一席话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我一想也确实是啊，去国资局是求领导办事去的，却为了个理论概念争论去得罪领导。看来去衙门办事的学问很大，与领导们打交道就更是学问大了。老大也很年轻，比我大不了几岁，但瞧人家的水平和境界，毕竟是京城里头历练过的。人家精通官场规则和潜规则，还知道如何利用激励机制化消极为积极，让原本反对我们的人瞬间转变立场。
即便有市里大领导的加持，信托公司增资的第一局还是这么艰难，海角的事情有多难办，就可以想象了。要知道信托公司增资的事情如何发展，请看下回分解。这里提前预告：显然是看到信托公司的钱太好赚，财政局资产评估事务所的廖所长前来信托公司揽活。不久之后，因为胆子大，路子野，将一块位于海南荒郊野岭的土地评估为十多亿作为优质资产注入了上市公司，东窗事发，，成为因为评估注水坐牢的第一人。